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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冲:一个女性电影人的冲锋
发布时间:2019-10-19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    

  10月16日,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“新浪潮”论坛在平遥电影宫论坛空间举办,作为今次影展“费穆荣誉”单元评审团评委之一,导演、演员陈冲当日作为唯一女性嘉宾出席。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担任此次论坛主持,两人就话题“冲啊,女性电影人”展开对线年贾樟柯执导的电影《二十四城记》中,陈冲曾出演片中的80年代“厂花”,讲述故事里的人生际遇与时代变迁。

  说起来,不会当主持人的中年导演不是好记者,在贾樟柯的“循循善诱”下,论坛现场某种意义上成了一次陈冲个人从影经历的全景式回顾:14岁从影,在1980年的电影《小花》中一举成名,此后更在《末代皇帝》、《红玫瑰白玫瑰》等影片中塑造了不同类型、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。1997年,执导《天浴》开始,陈冲开始尝试导演工作。她最新的一部导演作品,是由作家王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英格力士》。

  刚开始说要演电影的时候,我才14岁。当时全国要拍“长征三部曲”,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到的任务是“井冈山”。武珍年导演来挑演员,我当时是中学射击队的队员,天天在外面练打靶皮肤晒得黑黑的,挺像女游击队员,就把我招去了。剧组男主角是朱时茂,我演他身边一个小游击队员,只有一句台词,含着热泪说,“老罗叔叔,井冈山丢了”我成天都在剧组呆着,找怎么把这句话说到位的感觉。后来在电影筹拍阶段,这部戏因故取消了,我自然挺沮丧的。

  本来要回高中继续读书,当时上影厂一位前辈,也是非常知名的女演员张瑞芳办了一个演员培训班,她看我之前在剧组非常用功,对我说别回中学了,跟着我在演员培训班里正式学表演吧。我在培训班待了两三个月,排练话剧、学习打快板,念诗歌什么的。就在这个时候,谢晋导演准备拍摄《青春》来挑演员,我们班一共五个女同学,说我太小不用去了,后来谢晋看见我在边上待着,就把我叫去了。我的记忆是这样的,前几天跟一个同学聊天,她说没有呀,你给谢晋念了快板呢!当年,谢晋把我派到东海舰队和当地农村熟悉生活,揣摩人物关系,前后有一个月,现在看来为了一部片子做这么多前期准备是很奢侈的,到了片场至少我已经没了一开始的怯场和紧张了。《青春》这部片子中还有位女演员张瑜,她当时已经有一些表演经验,一起排练时我向她也学到了不少。

  1979年推出的影片《小花》,让我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那一年,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,电影也开始了变革。当时我作为演员还很天真,我现在很老了(笑),其实也还是很天真的。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,就是想怎么努力把这个戏演好。从拍摄角度,厂里并没有拨给我们太多资金,彩色胶片有一部分是国产的,也有富士的,还有一些过期胶片。但还不够,最后片头回忆的片段,索性用了黑白胶片。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一定先锋性,也有当时种种条件限制,不得已的结果(贾樟柯在对话中提及,《小花》中两极镜头的运用,比如大全景跳到大特写,很像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实验方法)。

  当时的创作气氛和现在也不大一样,我记得作曲家王酩从开拍第一天便一路跟组,每一个外景地拍摄他都在场。《小花》里两首歌曲,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、《绒花》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,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翻唱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有天一起吃饭,王酩兴奋地跟我们说,曲子出来了!他一边跺脚一边唱,他那个公鸭嗓,我还心想怎么那么难听,出来的却是这样一部完整的作品。《小花》鲜有地注重人情,有兄妹情,有家庭情感,在当年战争题材影片中确实是突破。之于我,则是一种幸运。从17岁进组演赵小花,一直到今天,仍然有观众见了我说,演“小花”的人回来了。

  一辈子能演这样一部电影,真是天赐的缘分。《小花》之后,滕文骥导演来找我拍摄《苏醒》(贾樟柯在此提及滕文骥导演1981年的作品《苏醒》,并指出彼时“中国电影人正在试图一步步改变电影的语言”)。那时候,我还不到20岁,角色的年龄却是二十八九岁的年龄段,我缺乏生活经历,所以今天回头想的话,肯定没演好。滕文骥当时确实很潮的,赶在时代前面。对那段拍摄经历最深的印象,是第一次接触到古典音乐,滕文骥那时便是古典音乐爱好者。我去了西安,在他宿舍里,我们几个演员一起听贝多芬、拉赫玛尼诺夫、德沃夏克当时对我的震撼都不是语言能够说出来,心里很澎湃,音乐居然可以这样?音乐居然可以给灵魂带来这样纯净、升华?!这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,也是我拍《苏醒》所得到的(收获),至今都是。当我第一次导演作品的时候,内心一直都在回响着那些音乐,我今天仍然对古典音乐如此热爱,也是从跟滕文骥在一起拍戏的那几个月开始的。梁咏琪一家人沙滩玩耍被老公当众轻吻超恩爱!狗粮暴击!

 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忧患意识的人,十几岁时我很无知,很茫然,很懵懂,但灵魂深处仍然是有这样一种忧患:突如其来的,一个昼夜间成名的状态让我十分不安,非常不安。因为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,你是昨天同样的你,怎么今天就那么多人簇拥着你呢?我对这个状态无法信任。1977年恢复高考,我立刻就觉得自己必须得上大学,就是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知。

  我14岁离开高中,高考恢复那年我17岁,已经那么多年都没好好读书了。当年的上影演员剧团在一个大院子里,就那么几栋楼,我天天坐在屋里复习功课,所有同学都比我大,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四岁,最大的比我大十岁。他们看见这个孩子还有这机会(参加高考),还有这个梦想,就纷纷替我拿暖瓶,要不就打开水给我冲茶,一直支持着我,这样我考进了上海外语学院。

  结果还是不经“勾引”,又去拍了《小花》。拍完《小花》又拍了《苏醒》,我明白了,如果还留在国内的话,其实这是下意识的电影对我有吸引力,我那时只是非常理智地认为它不可信,它不是一个一辈子应该做的职业,必须去读大学。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,继续读书,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。当年出国这件事不像今天,好多人都可以去旅游,那时这可是一件特别大,特别困难的事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办护照就非常艰难。

  一到美国,从飞机里走出来,两眼一摸瞎那种文化冲击跟今天也不能比,当年我们唯一知道的美国,就是美帝国主义,然后看过那么两三部西方电影,当时叫“参考片”,记得看过《滑铁卢桥》(《魂断蓝桥》),看过《茱莉亚》(1977年,简方达主演),也是半懂不懂。就这样到了美国,那种不适应,太不习惯了。尽管我在国内生活一路走来也很艰难,很贫困。但从来没觉得自己贫困,从来没感觉自己穷,一直是很丰足的感觉,哪怕吃到一个鸡蛋都不容易。到了美国突然间觉得穷了。一下子要自己交房租,自己买吃的,这是我以前没有担任过的任务。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去刷牙,牙膏味道都不一样。在上海,从我学刷牙开始一直到二十岁,一直用美加净牙膏,只用这牌子。到了美国后,第一次进超市,把我给吓的,就是说突然间有选择了,这不只是一个超市的选择,大米有6种,麦片有12种,牙膏有23种象征着生活间也突然出现了无限的选择,会感到非常恐慌:只有当一个人有了选择后,才会真正的成熟,因为你要决定,你要选择。

  我是一个很容易偏激的人,情感很激烈的。去美国之前我刚刚开始认识了一个初恋男友,到了美国以后,就有了两个最大的冲击:一个是对认知的疑问,也可以说是理想的死亡;然后就是对爱情的疑问,恋情的死亡。这两件事情让我骤然成熟了,实际上,我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两个“死亡”。

  到美国后,我干过很多杂活。当时家里没钱,我也没钱,自己怎么生活呢?就是经常到比如图书馆帮工,或者帮人带孩子,到餐馆端盘子,这些就是我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后干过的事(陈冲曾凭借电影《小花》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)。后来洛杉矶一所大学有几位教中文的教授,办了一个“中国电影节”,从中国领事馆里借出四部电影,结果两部都是我主演的,一部《小花》、一部《苏醒》,就把我从纽约请到了他们学校。

  我一到加州,天气怎么那么好!阳光这么灿烂,天这么蓝,还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了一圈,我就不想回纽约了,这样留在了加州这所学校读书,与此同时,一位教授也很好,替我找了一户人家,腾出一间房间给我免费住。当然,到了加州还得生活,还要在餐馆打工。上课的时候,我比一般的同学大了一两岁,又经历比较多,跟他们说不来。班上另外一位女同学,比我还大两岁,自然就聊起来了。她是在好莱坞做特技演员,专门替人骑摩托车,骑马,开车,做动作替身。她听说我演过戏,却不相信我得过最佳女演员,建议我继续从事演艺工作当时在餐馆打工就是为了挣钱,没有什么理想(寄托),而且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家中国餐馆,经理逢人便说,你看,这是我们中国来的最佳女演员,弄得我无地自容。

  打听了一下,整个好莱坞东方人的脸孔,包括缅甸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、韩国人、越南人、蒙古人,只要是看上去是东方人,就那一家代理商。我从大学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的公共汽车,到了代理商经理的办公室,自我介绍在中国演过电影,他看了我一眼,似乎一句话都没相信,也许看我长得还行,让我去一旁拍张照片,头像照。回到学校,等了一段时间毫无音讯,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,一个炸鸡广告缺女演员。我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是好,化妆、梳头,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。到了现场,乌央乌央的,一群美女都是新人在那等着。我掉头坐公共汽车就回去了,压根没敢进去,不习惯。当年国内受的教育是要谦虚,两千人试镜都不行,我怎么能比她们都强呢?

  后来又接到一个电话,当时美国一个挺红的电视剧,这次我决定一定要去。试镜之后,他们给我看了剧本:选美的场景,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姐穿上旗袍、高跟鞋,绶带上挂一牌子,这就是我在好莱坞第一个角色,没有台词,在台上从左到右走了一遍。当年还有一个挺红的戏叫《Mike Hammer》,让我去试试。这回有台词了,试镜时我说了一句台词,“Mr Hammer,Do you like some tea?”参演了这两部电视剧后,我进入了美国演员工会,后来客串了很多小角色。

  在这之后接演了《大班》。当时我是去另一部戏试镜,他们要找一个夏威夷女孩,看我是中国人,就否决掉了。在停车场,我往自己车子的方向走,一辆重型皮卡跟在我后面。车窗摇下来,车里一个老头冲我喊, “嘿,你知道Lana Turner(拉娜特纳,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演员,主演过《邮差总按两次铃》,据说在一次药房买药时被星探发掘)是怎么当上女明星的吗?”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谁,心想这糟老头想干嘛啊?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让我的代理人给他去电话。后来才知道他是好莱坞一位非常知名的意大利制片人,迪诺德劳伦提斯。就这样,我是在车库被人看上,主演了他担任制片的《大班》。

  《末代皇帝》的机缘是这样,当年导演贝托鲁奇已经在全球各地找东方人的脸孔,同时会说英文的演员。找了一大圈,在皇后婉容这个角色上,副导演Joanna Merlin已经把我同其他人分开了她对我非常了解,向贝托鲁奇推荐我,“百分之百知道就是这个人(能胜任角色)。”这是我的一个优势,当时甚至都没去试镜,就见到导演本人,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亲切感。能出演《末代皇帝》让我觉得,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当时没有(一个机会),但只要你付出了,这一辈子当中一定是有用的,哪怕是所经受的绝望也是一种财富,这让我恢复了做演员的信心。

  作为演员,我当时多少有了一些经验,尽管还比较幼稚。当时我们把溥仪的回忆录读了,庄士敦的回忆录也读了。能看到溥仪和婉蓉在一起的照片很少,大概就两三张,所有的回忆录里对他们的记述也就三两句,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悲剧性,她几乎就没有被任何人关注过。这个任务落在了我身上,需要我来关注她。《末代皇帝》拍摄周期有八个月,我所参与的部分差不多就有半年,这样的电影在今天是不可能再拍了。这半年当中,我见识了全世界电影制作领域,各部门技术上、才华上最顶尖的艺术家。跟他们在一起工作,就是一种耳濡目染,我这才感受到自己对电影的情感,对电影的爱,这一辈子不干别的了,不再逃跑了。而且我日后做导演,这也是我最有用的一次“沉浸式”的导演课。我没上过电影学院,所有(的电影知识)都是在实践当中学习、领会的。

  同导演的互动让我发现,导演对演员的欣赏,就足以让演员做得更好。这个导演对你的欣赏,对你的关注,他能告诉你自己所不知道的优点。当导演把这种理解和关注灌注在你身上,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哪。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力量,好的导演总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。所以这次参演,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我知道自己所能达到的层面是什么,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把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,这对我是最大的收获。

  《末代皇帝》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诗意,电影比起小说来,更接近诗歌。电影中有些地方接近小说,有些地方接近散文,但它最绝妙之处一定都是诗,在视觉上、声音上、音乐上、语言上更接近诗歌,我这个概念是从《末代皇帝》开始有的。还有就是片场的气氛,当时我们的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也是胶片世界的王(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),他说话总是轻声细气的,在片场不会大吼大叫发脾气,而是非常沉着、很细致地工作,透出一种尊严。这也是我自己做导演时,希望或者奢望片场该有的一种氛围。

  《末代皇帝》之后,我拍过一部美国电影《The Blood Of Heroes》(1989)。头一次剪掉头发。那时候真的很傻,当时觉得自己突然间成了一个东方的花瓶,各种杂志都希望你上封面,到处拍照。然而我却觉得要打破这种框架,不能总是以一个花瓶的姿态出现,要有实质,要有不同,所以就争取出演了那部电影。电影中,我的头发全剃掉了,脸上还做了很多疤,我觉得这是在考验自己表演实力了。其实很傻,你有花瓶可演多幸福啊,尽量把花瓶丰富起来不就完了吗?电影出来后影评人都非常失望,说我演得是挺好,但这不是他们要看的陈冲。

  在那之后,我出演了大卫林奇导演的《双峰》,当时我的角色Josie本来是导演为自己女朋友,当年时尚圈最知名的模特伊莎贝拉罗西里尼(瑞典国宝级女演员英格丽褒曼的女儿)写的。与伊莎贝拉之前出演过的《Blue Velvet/蓝丝绒》(1986年)类似,《双峰》的故事也发生在一个小地方,好比平遥这么大的一个地方,一个大家彼此互相认识的熟人社会,突然闯入一个外来者。但后来导演和她分手了,这个角色就得另找演员,就这样我出演了这部系列剧的第一季,人生真是有很多奇妙的因缘。

  拍《天与地》时,陈冲跟导演奥利佛斯通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在酒吧唱歌。

  电影《天与地》是我在《洛杉矶时报》上看到一则美籍越南人海斯利布自传的书评。我找到了这本自传并被深深地吸引,虽然她是越南人,毕竟还是东方人。当时就想把这本自传版权买下来,这是我第一次去买版权,快同书商签合同的时候,杀出一个程咬金。书商说我们不知道你买了能不能拍出来,他就一定可以,这个人便是导演奥利佛斯通导演。

  奥利弗斯通买了版权搁了两三年,等自传续集出来了,他觉得可以开拍了。那时候我都快30岁了,女主角年龄才14岁,当时要是有刘晓庆的勇气就演了(笑)。导演后来又问我能不能演她妈妈,我说行啊,你让我演她爸我都答应。那个片子里的化妆,我要化到老年,七八十岁,拿吹风机吹出脸上的皱纹。奥利佛斯通是一个特别有激情,非常绝对的导演。同谢晋导演一样,他也相信要下生活。当时我,还有一群非职业演员每天在稻田里种地,腰酸腿痛,我还是一个平常锻炼身体的人,也累得浑身酸痛。在越南下田一个月,才去泰国拍电影。

  我的三十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,洛杉矶过完回到上海接着过,当时有种在为青春送葬的感觉,真的,现场鲜花多得就跟葬礼一样。不知谁向我介绍,关锦鹏导演和他的美术师也想来参加。行啊,那就来吧。我们在生日晚会上随便聊聊,便有了之后的《红玫瑰白玫瑰》。我对关锦鹏是有了解的,对他的电影也很欣赏,他对女性人物有细腻的观察。当时他们让我演红玫瑰,我觉得很幸运。当时也挺奇怪,觉得自己更像白玫瑰啊(笑),反正机会就是这样来的。很喜欢《红玫瑰白玫瑰》的片场,如果你仔细看的话,红玫瑰家中墙面上的马赛克很奇怪,其实整个布景是很抽象的。

  后来通过电影摘得金马奖最佳女演员,这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:三十多岁的人了,在好莱坞的角色大都是反角,《龙女》那样的类型,外国人眼中特别恶毒的角色。就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意义,毕竟自己对电影是热爱的,而电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。如果说继续这样将就下去,似乎是在践踏自己所爱的东西,就不太愿意表演了。也是在这个时候,我被请去做柏林电影节评委,正好是新千年前后,那时电影都有一种绝望的气息,这让我再次思考,我个人经历过悲剧,我们民族也经历过悲剧,但我的感受和他们(外国影片)不一样,觉得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。正好好朋友严歌苓跟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,是她朋友的一个经历,听完以后我也很有感触。就在去柏林之前,她把这部短篇小说给我,我一路在看,看完心潮澎湃。电影节结束以后,从柏林到旧金山的飞机上,这12个小时我不停地在写剧本,差不多就把剧本写出来了,到了旧金山找到严歌苓一起修改。她一开始还有疑问,你确定真的要拍吗?

 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有那么大的冲动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家里就在讨论如何保住我和哥哥不要去很远的黑龙江、云南插队落户。当时邻居们、同学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,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当时很好奇,也夹杂着恐惧,这样在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,其实是对这件事我有一个情结,一个幸存者的情结。当时就觉得,如果不拍这部戏,就不能拍任何其他的戏了,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,也是那一代人的牺牲,我必须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。但当时既不懂制片,也没写过正式的剧本,凭着一股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冲动去筹资,我其实是个很害羞、自闭的人,去找富人谈投资,他们打麻将一晚上就可以输掉一百万美金,却要我证明如何投资了一定就能回本?我心想,我哪懂啊。

  这次到平遥来,我也喜欢同年轻人一起聊天,因为知道处女作对于导演而言是什么意义,它的可贵,就在于你一辈子的创作都将从这一部开始。回想《天浴》的拍摄经历,就是整个人一直在一个特别嗨的状态里,当时租了好几辆公共汽车,座位拆掉一半放器材,边上才坐人。高原上没有什么路,每天颠簸着去一个小山坡,一路听,一路看,觉得天上云彩的色彩是从没见过的,草地上新长出的一束花也是从没见过的,眼前的一切,色彩都变得更加浓厚这份处女作的激情,是我一辈子都要怀念的。当时在外景地拍了两个月,回上海拍了两个礼拜左右,整个过程我个人的成长幅度特别大,当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,那是最幸福的。

  认识姜文导演其实挺久的了,特别欣赏他。没有想到会跟他合作,有一次在北京他跟说我,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他不给人看剧本,老给人讲剧本,讲完了我觉得挺美妙的。突然有一天他就说,你来给我演戏吧,我说行,也不知道他让我演什么。订了机票飞云南,出发前收到他递来的剧本,原来要我演林大夫,原来我在姜文脑子里就是一个十三点啊(笑)。这个人物该怎么去演?其实表演这行当挺奇妙的,很多时候要依靠一种本能,你不可能有太多的设计。说实话,我们演一个高位的人也好,演一个卑贱的,无恶不作的人也罢,内心都有“他/她”的种子,人的丰富性也正在于此。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就是个老天真,林大夫其实也是个老天真。这种对爱情的向往,哪个人没有啊?七八十岁的人也有。就这样慢慢地接受了角色。在演每个角色的时候,其实不是说我进入了角色,而是在我内心去寻找她,然后把她承认下来,肯定下来。

  我跟贾导(贾樟柯)也合作过,他就是一个好导演,你在他面前自然就会演戏了,他知道怎么引导你,姜文也是一个非常能引导演员的导演。先说跟贾导合作的《二十四城记》,当时拿了剧本,读了记住了,就到了片场。那是个理发店,到了以后走戏没走我都不知道,然后架好机器就开始拍了。我饰演的角色是个女工,她等于像在被采访一样的,讲自己的事情。但一个女工面对陌生人,陌生的镜头该有什么样的声色?其实我也不知道,导演就是把我往那一放,什么也没交代,开拍。后来看成片,我琢磨出味道来了:再有经验的演员刚到片场第一天,也是生涩的,也会有点紧张,而这恰恰也是片中角色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感觉,那种因为陌生而来的紧张是天然生发出来的,如果给我排练十几次,反而没了。

  和姜文导演合作《太阳照常升起》,有一场同黄秋生的戏,我要向他示爱。姜文当时给我一个提示,你们肯定想不到,他说你就想想上台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感觉,那种激动,又想哭又想笑,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还要发表获奖感言,那就是你要同他示爱的感觉!跟这样的导演合作,确实挺过瘾的。这种提示吧,很不一样,但很管用。当过演员的导演,他知道有一些提示是可行的,相反有些导演给你说了一大堆,却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,就挺难让演员受到启发。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做导演,该怎么跟演员交流是有效果的,即便在片场我一下子没法给他们什么提示,宁可不说也不会吧啦吧啦讲一套,人家听来反而困惑了。

  作为女演员,我在片场有被人冒犯过经历。我这人遇到冒犯就像是雨衣上的水,滴着滴着就滴走了,它不会渗入给我,我也不会把它特别记住。合作过的大部分导演,工作人员都是尊重女性的,我也不觉因为自己是个女性,就要被拎出来特别尊重一下才好。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是互相尊重的,如果我看到,比方讲上级对下级,对自己的驾驶员、助理,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叱骂的情况,就会觉得非常不可忍受。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,人格的尊重。

  对于女性电影人来说,创作中面临的问题太多了。比如现在经常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年女演员的困惑,戏演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,自己老了,没有角色可演了,这的确是个问题。电影是一个造梦的东西,如果说观众特别想看到青春亮丽的美女,制片方也没办法。但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次,人的渴望、人的失落、人的生存条件,人的灵魂和人性都是不变的,一个有趣的人,多大岁数也仍然是有趣的,年龄所提供给她的丰富性,怎么就没有机会被展示出来了呢?我想一定是有的,而不是像我如今所接到的这些剧本,难怪人家不要看。(文/陈冲 文字整理/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)